论白居易的散文

发布时间:2020-12-21 12:42:07 来源:葡京3522app官方下载

论白居易的散文
 

  白居易,字乐天,晚年又号香山居士,河南郑州新郑人,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。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,供大家欣赏。

  说到中唐诗人白居易,大多会提到他的“兼济”与“独善”及其“中隐”思想,更会以“知足保和”来概括他的人生信条以及处世态度。历来学界还往往以江州之贬为分水岭,认为白居易由此从“兼济”走向了“独善”。然而,经过我们对白居易生平仕宦经历以及其仕隐思想演变之考察,感觉事实并非如此。白居易在大和初年一度做过的拜相之梦,直至其去世始终未曾放下,而此一“拜相情结”,也正是我们解读白居易仕隐思想与政治追求,并由此准确把握白居易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。

  白居易的“拜相情结”并非没有实现的现实条件。从白居易被宪宗拔擢入翰林院时,就踏上了他通向宰相高位的第一步阶梯。唐、宋时期,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,也就是说,一旦入了翰林,就有了以后拜相的现实可能。白居易于元和二年(807)十一月入翰林。当时先入翰林院的有李程、王涯、裴洎、李绛、崔群五人,加上白居易,共为六人。除了白居易,其余五人后来都官至宰相。而中书舍人更是通往宰相之路上比较重要的一步。

  长庆元年(821),白居易五十岁,十月十九日,转中书舍人,接下去,随着官阶之升迁,以后很有可能拜相,如与其当时同为中书舍人的好友韦处厚,敬宗时为翰林承旨,于文宗时拜相。但白居易却在通往宰相的路途上遭遇了比江州之贬更为巨大的挫折,长庆二年(822年,白五十一岁)七月,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除杭州刺史。因此,此次打击比上一次的江州之贬对白居易的打击更为沉重。但尽管如此,白居易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,当朝中局势发生变化,形势好转之时,白居易依然会做入相之梦。

  大和二年(828)春,在裴度与韦处厚出任宰相时,白居易除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,时年五十七岁。这一年,白居易有了“入相”之现实可能,他因此而做起了“宰相梦”。但就在此年的十二月,韦处厚暴。裴度孤立难支,白居易拜相之梦也因此很快归于破灭。

  朱金诚《白居易年谱》论其《闻新蝉赠刘二十八》一诗说“疑居易求入相未遂,致有此感慨”,而在白居易的诗文里,与求相相关的依据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,如《和我年三首》(其三),稍后(大和三年)的《偶作》似乎都与求相未遂有关。而不能不使白居易一再受到刺激的是,早在长庆二年,比白居易小七岁的“同门”元稹就已拜相,次年“门生”牛僧孺拜相,白居易在才能与年辈资历上都不比这两位“同门”或者“门生”差。白居易却于长庆二年(822)七月时,在通往拜相之路的重要一站,罢中书舍人,出为杭州刺史,这一次贬谪,粉碎了白居易第一次本来很有可能实现的“宰相梦”。大和三年(829)三月,白居易的“拜相梦”又一次被粉碎,他在失意中分司东都,退归洛阳。同年八月,另外一个“门生”李宗闵也拜相。对不得已退居的白居易也是不小的刺激。

  大和六年(832),六十一岁的白居易为河南尹。早春,白居易有诗:“饱食安眠销日月,闲谈冷笑接交亲。谁知将相王侯外,别有优游快活人。”(《快活》)虽然说自己是“快活人”,但心目中把“将相王侯”作为参照,这正好说明此一情结始终横亘在他的心里,难以放下。此年十二月,牛僧孺罢为淮南节度使,白居易稍后有《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》:“何须身自得,将相是门生。”诗后自注曰:“元和初,牛相公应制策,登第三等,予为翰林考核官。”这更可以看作是白居易对自身求相未遂之自我安慰。

  因此,我们可以这样认为:白居易的此一梦想,已经成为他内心深处一个终生难忘的“拜相情结”,一直延续到其去世,都不曾放下。考白居易有关年谱,会昌五年(845),白居易已经七十四岁,而会昌六年(846),白居易七十五岁,是年五月,从弟白敏中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白居易自己始终未曾实现的“拜相梦”,终于由白家的另外一个子弟白敏中为他变成了现实。如此,则不仅仅有“门生”做了宰相,而且白家的子弟也终于有人做了宰相。

  白居易那热切而绵长的“拜相梦”,他那强烈的“拜相情结”,体现的是唐宋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后文人的普遍心理,其中既有强烈的“济人活国”、忠君爱民之政治理想,又有建功立业、追求功名富贵的个人诉求。

  如果只是看他“心足即为富,身闲乃当贵”等文字,就可能以为白居易从此会淡泊名利,看破官场,放弃建功立业之理想。但事实上未必如此,还在被贬江州期间,白居易就一再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。白居易对“功名富贵”之难以放下,也许正因为其功名心之强烈,才需要他不时调整自己的心态,以知足保和之义自遣,维持心理之平衡。江州之贬后,在好友崔群等人帮助下,白居易得以量移忠州刺史。此时的白居易未曾放弃“功名”之心,直到六十五岁分司东都之时,他也还在概叹:“凌烟阁上功无分,伏火炉中药未成。”而上述会昌年间,在其离世前还念念不忘、始终放不下的“拜相情结”,更是白居易一生追求功名富贵之一个真切而有力的证明。

  必须指出的是,白居易渴求宰相之职,并非仅仅为了个人之名利,更是出于对皇朝以及皇帝之忠心,出于强烈的忠君爱国之情,是为了更好地“安人活国”,“致君尧舜”。白居易正是怀着如此强烈的忠君爱国之情,与其好友元稹一样,都有着明确而热切的政治追求:首先是“安人活国,致君尧舜”,然后是使得自己“致身伊皋”,也即是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名相。白居易六十一岁时为元稹所作墓志铭,最能体现其此一理想。元、白二人都渴望登上宰相之高位,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他们共同的宏大理想。

  白居易终其一生都怀有建功立业、兼济天下之热望,并没有因为皇权之更替、个人之被贬、朝政之纷争而有所改变。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思想,只是其思想之一个方面。他一直到去世,与好友元稹一样,内心怀有深深的“不足”。过去的学者过于强调其此知足保和一方面的思想,显然与事实有违。纵观白居易的仕宦生涯,我们不难看到,随着宦海之沉浮起伏,白居易之心态也不断地发生着进与退之矛盾争斗。在江州,因为累年不迁,在失望之余,白居易也曾萌生休退之心,与元稹相约同归青山:“朝见宠者辱,暮见安者危。纷纷无退者,相顾令人悲。宦情君早厌,世事我深知。常于荣显日,已约林泉期。待君女嫁后,及我官满时。稍无骨肉累,粗有渔樵资。”(《昔与微之在朝日,同蓄休退之心。迨今十年,沦落老大,追寻前约,且结后期》)他深感:“富贵亦有苦,苦在心危忧;贫贱亦有乐,乐在身自由。”(《咏意》)这看似对富贵已有彻悟,但也只能看成是他失意中的自我安慰排遣之辞。因为,在反复表达对荣利看破之同时,白居易却在努力谋求起复。而从忠州起复到罢中书舍人,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更大的转折点,此后在杭州、苏州刺史任上逐步地走向了“吏隐”“中隐”。江州之贬以及杭州、苏州两次外放,对于白居易在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伤害。而政治环境的险恶,则促使已经多次受伤的白居易,在一度有可能入相的大和初年,在好友韦处厚暴卒之后,急流勇退,下决心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纷争之漩涡,退归洛阳。自此,虽然一直解不开他的“拜相情结”,却从此再没踏足长安一步。之后,白居易栖心佛老、放浪山水、沉溺诗酒,远离党争,超越是非。在其笔下,出现了更多的知足保和之歌吟,但这恰恰是其内心无法真正放下,只能反复自我排遣、自我安慰的一个明证。

  从解读白居易的“拜相情结”入手,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白居易之思想;而对其作品的解读,也才有可能不局限于他的某些一时一地之感悟,不仅仅看到他的反复表达的知足与看透,还要看到其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。

  中唐时期,由于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政以及朋党之争,士人朝宠暮辱之事屡见不鲜。有鉴于此,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,逐渐疏离时事。“昨日诏下去罪人,今日诏下得贤臣;进退者谁非我事,世间宠辱常纷纷。我心与世两相忘,时事虽闻如不闻。但喜今年饱饭吃,洛阳禾稼如秋云。更倾一樽歌一曲,不独忘世兼忘身”(卷三○《诏下》)④。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?a href=// >

  咳嗽独胧笔溃?ldquo;忘”成为士人对待现实的主要态度。“忘”既是对兼济理想的遗忘,也是对与此相关的政治沉浮、权力斗争、世事变幻的疏远。

  忘记外在现实必然导向亲近内在自我,换句话说,由对兼济之“身”的“忘”而有对独善之“身”的亲近。“狂夫与我世相忘,故态些些亦不妨。纵酒放歌聊自乐,接舆争解教人狂”(卷三四《又戏答绝句》)。“与世相忘”是从世事中超脱出来,游于世外。因为与世相忘,所以能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,“故态”当为本然之态,借用魏晋玄学的话讲,对名教的超越意味着对自然的回归。正如魏晋是人的觉醒、文的觉醒的时期,中唐时期的这种转变同样导出另一类型人的觉醒、文的觉醒,唐李肇云:“长安风俗,自贞元侈于游宴,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,或侈于博弈,或侈于卜祝,或侈于服食。”⑤也许可以说,贞元之后,士人从大历时期的震惊、迷惘与惆怅中醒悟过来:盛唐已然远去,个人与君主关系相对平和的岁月不再重现,惟一可以掌握的是个人生活,个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由此展开,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特殊意义的“人的觉醒”。

  “忘”与“身心相离”的思想密切相关。“身”是不可摆脱的,也是无法超越的,但“心”可以通过“忘”达到精神的超越,获得“心”之自由。白居易反复表达“身心相离”的思想,如“兀然身寄世,浩然心委化”(卷六《冬夜》),“已将心出浮云外,犹寄形于逆旅中”(卷三五《老病幽独,偶吟所怀》),“穷通不由己,欢戚不由天。命即无奈何,心可使泰然”(卷七《咏怀》)。下面这首诗写于诗人精神十分困苦的忠州时期,正是困厄穷苦的人生遭际使诗人趋向“身心相离”的人生态度:

  我身何所似?似彼孤生蓬。秋霜剪根断,浩浩随长风。昔游秦淮间,今落巴蛮中。昔

  为意气郎,今作寂寥翁。外貌虽寂寞,中怀颇冲融。赋命有厚薄,委心任穷通。通当为大鹏,

  举翅摩苍穹。穷则为鹪鹩,一枝足自容。苟知此道者,身穷心不穷。(卷一一《我身》)

  既然现实是不可改变的,或者说“身”所处的外在世界是无能为力的,则惟有改变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,或者说“心”所采取的态度是自己可以主宰的。“不得身自由,皆为心所使。我心既知足,我身自安止”(卷三○《风雪中作》)。因为“身”之世界是不自由的,所以要通过“心”构建虚幻的自由之境。

  “身心相离”意味着对外在现实的超越、对个人生活的回归,由此,诗人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外在现实的盛与衰、治与乱,而是个人生活的适意、精神境界的超越与自由。这一转向对于中国美学具有深刻影响。中国美学在中晚唐之后对“意境”这一范畴日渐重视,“意境”就是刘禹锡所说的“境生于象外”⑥,所谓“象外”,简单的说,就是从当下的具体之“象”超越出来,进入到玄远、虚幻的审美意境中。既然现实世界是五色眩目的,则审美意境就是素淡、黑白的,水墨画的兴起也许就是根源于此;现实是多变、动荡、喧嚣的,审美意境就是安宁、纯粹、清幽的,文人画对清、远、淡的追求似乎同样根源于此;现实属于当下的尘世,是人间的烟火世界,审美意境就一定要“洗尽尘滓”或者说脱尽烟火气⑦。这意味着,审美意境的关键在于由对形质之“身”的“忘”而达到精神之“心”的自由。中唐之后的审美形态,尤其是意境范畴,就是为士人营造一种虚幻的自由之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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